避孕那些事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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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一千年以前,西方世界流行的避孕方法千奇百怪,比如:向青蛙口中吐唾沫、生吃蜜蜂、将黄鼠狼的睾丸戴在身上……而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(Córdoba),这应该是当时科学最发达的地区了,专家们告诉广大妇女,让她们在房事结束后用力上下跳跃,然后再向后跳9次,这样就能起到避孕的作用。

  这周日,我们一起来缅怀一下这些古老的避孕方法,以庆祝避孕药诞生50周年的纪念日。我们生活的时代让人忧虑重重。但是,值得庆幸的是,黄鼠狼睾丸时代一去不返,我们真得好好感恩一番。

  和绝大多数纪念日一样,避孕药的纪念日也是因年而异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(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)原本批准西尔制药公司(G.D. Searle)在市场上首次推出口服避孕药(生吞蜜蜂不算)的日期是1960年6月23日。但是,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正式宣布认可却故意放在了5月9日,恰逢当年的母亲节。在这个日子推出避孕药,抵制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  这个故事和科学有关,显然也和性有关,它更是人类认知发展历程上的一段传奇。

  早在避孕药问世之前,美国妇女就一直在为限制自己的子女数量而努力。在19世纪,生育率急剧下降,本地的报纸刊登了形形色色的广告,包括从避孕套到灌洗避孕器等等,借以维持生计。那个时期,我最欣赏一个灌洗器的广告:有个名叫“国家注射器”的公司声称,他们的产品可以更换喷嘴,这样就可以既能避孕,又能浇花。

  只是广大妇女并没有鉴别能力,她们没法知道哪种产品真正有效。所以,当权者们认为,唯一能够有效控制生育的办法就是禁欲。“难道他们就不能自己控制一下吗?”“性纯洁”(Sexual Purity)运动的强势卫道士,安东尼·康斯托克(Anthony Comstock)如此要求,“难道非得像畜生一样肆无忌惮吗?”

  康斯托克找到纽约当局,设法弄到了逮捕权和审查权,然后他就鼓吹自己已经将4,000人送进了监狱,因为这些人让女人们了解避孕,并帮助她们学会了如何避孕。这4,000人中有15个人自杀身亡,而他们的死似乎让他格外高兴。

  他的目标之一——护士玛格丽特·桑格(Margaret Sanger)在为当时纽约的一家左翼报纸《The Call》撰写性教育专栏,专栏取名“女孩须知”( What Every Girl Should Know)。康斯托克禁止她在专栏中写性病知识,于是报社在报纸专栏处开了天窗,并在标题处印上:“女孩须知:无可奉告,因美国邮政局有令。”

  将当时的各种避孕方法逐一进行评估,桑格尚属第一人。而她得到的“酬谢”却是一项“淫秽罪”的指控。为了避免锒铛入狱,她逃到欧洲,她的丈夫却因为散发她写的小册子被关进了监狱。最后,他被判处一个月监禁。而安东尼·康斯托克却在审判中患上感冒,引发肺炎,最后一命呜呼。

  法庭最终给了女性权利,她们不仅可以避孕,也有权知道有哪些避孕方法,怎样避孕。(第一次重大胜利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名称——美国诉一包日本子宫帽(U.S. v. One Package of Japanese Pessaries)。)其间,桑格也在推进避孕事业,她将富人们的捐款送到杰出研究人员手中,而在他们手中,将诞生第一颗口服避孕药。

  “托儿所会和以前不一样,”美国乡村女歌手洛丽塔·琳恩(Loretta Lynn)在歌中(译注:歌名为《The Pill》,这是一首歌颂避孕药的歌曲,也是第一首涉及避孕的歌曲)唱道,“我以后不会再怀孕了,因为我已经有了小药片。”

  从此以后,我们就高枕无忧了。然而,过去的20年里,日子又不安宁了。人们纷纷开始主张社会权利,政客们唯恐人们提避孕的话题,学校董事会都怕谁提出要在课程表中排上避孕课。

  美国计划生育委员会(Planned Parenthood)主席塞西尔·理查德(Cecile Richards)回忆起她自己读书时曾接受过相当全面的性教育,包括如何避免怀孕。那个年代,在电视上看见罗伯(Rob)和劳拉·皮特里(Laura Petrie)一间屋子遥遥相望的两张单人床上醒来就已是最不雅的了(译注:罗伯和劳拉是《迪克·范·戴克秀》中的主人公,他们是一对夫妻,该节目在1961-1966年间播出。)。“现在的孩子们看着《绯闻少女》(Gossip Girl)长大,在这些片子里那些十几岁的孩子每个人每天都会和人发生性关系,而且我们的学校现在也没有什么性教育了。”她说。

  每天有一亿女性服用避孕药,她们那些性伴侣(大约有一亿)也好像吃下了定心丸。即便如此,避孕这个话题仍会引发巨大恐惧,以至于庞大的新医疗改革法案也在设法摆脱避孕项目。拥护者们希望立法最终敲定以后,避孕药也会和其它药物一样包含在医疗保险范围内。然而没人可以确定。

  理查德说,“如果政府明天宣布美国每位女性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避孕,我想,医疗改革计划的民众支持率一夜之间将上升30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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